这天是10月18日。
从瓮安县城去江界河40多公里，走路得要一天时间，我决定乘车返回江界河。我来到县城的汽车站，可是从这里到江界河村的汽车一天只有两趟，早上的已经开走，下午班的又还得等到下午。我在汽车站四周走来走去打听去那里车辆的情况。那些停在汽车站四周的出租车司机见我胡子拉碴的样子，大约有几个从报纸上把我给对上号了。有一个走过来对我说，你是徒步乌江的那个记者，我认得你，少收你点（钱）送你去江界河村？他怕我不信，还有意把手里的一份都市报拿给我看。也许他们说的是真话，确实在原价上少了很多，但我还是觉得车费太昂贵，不愿坐出租车赶到江界河。他们也不再劝说，各自揽活去了。
我在汽车站转悠了很长时间终于坐上开往江界河对岸——猪场镇的中巴车。
在一个岔路口下车后徒步往江界河村方向走，我一边走一边问路，走到当年红军纵队强渡乌江岸边的江界河村时，已是下午3点过钟。我逢人便问，村里还有没有老人能见证当年红军强渡乌江的情景，好不容易才得知村里有一个老人叫犹泽雨，土生土长的犹家坝人，说是有84岁了，可能晓得一些事情。一翻周折找到了犹泽雨老人的家。老人上山做农活去了，等了很久老人才背着一背红薯叶从坡上回来。
老人不仅身体硬朗，而且口齿清楚。提到当年红军强渡乌江北进遵义的情景，老人的回忆让我感触很深。他说，当年红军不乱进家门，不乱拿东西，就是和对岸的部队打起来了也不忘招呼村里人隐蔽。而地方上的那些军队，有点和土匪、棒老二没有区别，他要你的东西总是给你很少的钱，不行也得行，甚至强买强卖。对于红军的看法，和我过鸭池河时，84岁的徐少清老人所说的是一致的。
说老实话，虽然我生在新社会，长在红旗下，但我常常以更久远的历史眼光去判别具体事件的真伪，从不人云亦云，即使不能把真理诉诸纸笔，也不会与别人瞎嚷嚷，乱起哄。当年共产党的军队被老蒋称为“共匪”，使我曾经有过闪念：当年“共军”是不是真像“国军”说的那样不讲道理没有希望，真像他们描述的那样“匪”吗。后来我自己说服了自己，或者叫分析、研究（作为后人只能这样做），如果说真有匪气的话，那肯定是“国军”而不是“共军”。当时的“共军”是由广大的劳苦大众组织起来的军队，只要能走路能打枪、革命精神彻底就行，他们本身都是些受苦受难的人，他们的言行可能土...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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