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新闻理想来源于实习期的一次采访。那时候，我还在武汉，大四下学期有三个月的实习期，老爸给我找了家电台，那是一个有脊梁的媒体，敢为老百姓说话，从来不跟在领导屁股后面打转。
我的实习老师姓董，是个50岁的女记者。记者这个行业基本是青春饭，有句话是这么形容的——如果年过35还在外面跑新闻，不是能力不行，就是人缘不行。而董老师这么大年纪还在外面采访，既不是能力差，也不是人缘不好，而是因为她的儿子——她很早就离异了，独自抚养儿子。本来在一个事业单位做文职，已经退休了，可儿子刚考上大学，一切都需要钱，于是她又返聘到电台做记者。虽然年过半百，可她却非常勤奋，每天都忙忙碌碌的。
实习的时候，最希望遇到的就是这种拼搏的记者，只有跟着这样的老师，才能真正学到东西。所以当她有她通知我去武汉郊区某农场采访的时候，我有一种即将上战场的兴奋。
第二天，我和董老师坐了一个半小时的公交车，终于来到了这个农场。在路上，董老师简要地跟我叙述了这次采访的对象——一个独自创办小学的外来农民。
在农场里工作的大部分都是武汉本地的农场职工，但也有一部分从外地来打工的农民。在还没有取消农业税的时代，这些外来农民离乡背井来农场种地，交的税却远比农场职工高得多，这也倒罢了。可是他们的子女到了学龄，只能进当地唯一的农场子弟小学念书，而且必须交纳一笔不低的赞助费，这对于他们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。
可是再穷也不能穷孩子，于是有一个念过几年书的农民自费办了所学校，独自一人承担起了从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的教学任务。没有教室，就向当地人租，没有黑板粉笔，就借钱去买——一所无证经营的小学就这么成立了。
学校建立起来后，外来农民都纷纷把孩子送来这里，农场子弟小学因此而损失了一大笔收入，自然不甘心，将其告到了区教委。区教委过来视察了一番，以学校不合法为由勒令学校停办，并且对办学校的农民处以两万元罚款。本是出于好心，却遭来如此横祸，那位农民实在走投无路，只有给我们电台写了封信，诉说了自己的冤情。
当我们来到农场，向当地人打听这所学校的时候，很多人都露出了警惕的目光。得知我们是记者，一位中年男人才恳切地对我们说：“记者同志，你们可要帮帮他...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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